结合法院工作实际，笔者认为，加强法官职业监督保障的选择只能是在宪法、法律的框架下，对法院体制包括人财物管理体制、司法行政管理、审判管理和司法监督体制等进行改革，建立和完善法官职业监督保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一、法官职权化选择

    长期以来，只所以司法权总处在一种行政化的管理模式下，其根本原因就是法官职权没有得到保障。对此，人民法院必须通过深化审判权运作方式改革和法官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保障合议庭和独任法官能够依法独立审判的内部制度，将司法行政管理和审判业务管理彻底分开，把院长、庭长的领导权限制在司法行政的范围内，除其在组成合议庭或独任审理案件时，不具有对案件的发言权。同时，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对自已作出的司法裁决也不必进行逐级审批，最大限度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绝对的司法裁决权力。由此牵涉的问题是，在赋予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绝对的司法裁决权的同时，必须健全司法内部监督与考核制度，确保法官在充分行使职业权力的同时，也成为职业责任的追究主体，使权责相应，从而保证司法的公正性。而健全的司法业绩考核制度、奖惩制度、用人机制主要是为了保障法官个体在获得最大职业权力保障的同时，避免因职业权力的行使而受到不公平待遇，从而保证能够获得其他权利的保障。

    二、法官精英化选择

    套用经济学理论，要想获得最大限度的价值，就必须投入最大限度的成本。法官作为一种特殊职业，要得到社会的尊重及较高的职业保障，也必须具备其他行业不可替代的职业素质，这样才能使“厚其待遇、隆其地位”的要求在社会上得到认可与信服。从实践来看，虽然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提出已经为法官精英化的构建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但不可否认，这与法官职业的精英化还有很大的距离。基于此，在现阶段来要求法官职业的较高保障，时机似乎并不成熟。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予以考虑：

    一是完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虽然司法考试在某种程度上给法官职业准入设置了很高的门槛，但纵观发达国家的法官职业准入制度，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法官职业准入基点并不高，因此，有必要在未来的法官职业准入标准及制度上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二是完善法官的选拔制度。从当前来看，基于人事权限的限制及法院系统本身的消极，法官的选拔与补充已成为中西部法院审判力量断层的主要原因。从首次司法考试至今，社会上一些通过司法考试的优秀人才因人事关系的问题并不能充实到审判队伍中，这对法官基础本就落后的一些中西部法院尤感无奈，完善法官选拔机制势在必行。

    三是逐步实行法官员额制度。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法制进步国家的主要做法，从我国法官职业化建设的选择来看，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从现实情况来看，基于现有法官队伍很大一部分人远不达法官本应具备的素质，因此，虽然推崇时下实行法官员额制度的呼声很高，但仓促推行法官员额制度并利于法官职业化的整体推进。四是完善法官培训机制。在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官培训机制的同时，要根据法官职业的特性加强法官对法学理论理解、法律适用把握、审判技能运用、司法调研能力的培养，从而不断提高法官的职业素质水平及能力，让法官真正成为法律人才中的精英。

   三、监督法律化选择

   法官职业保障与法官职业监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对立又统一。要强化法官职业的保障，就必须加强对法官职业的监督。笔者认为，要加强对法官职业的监督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视：一是对法官职业的内部监督。重点是完善上诉制度和审判监督制度，通过充分发挥上下级法院的级别监督和本院内部的审判监督作用，把法官职业置于严格的法律监督之下。二是对法官职业的外部监督。这里包括三个方面，即检察监督、权力机关监督、社会监督。这三种监督在促进司法公正上都有其积极作用，但在司法监督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笔者认为，对于这三种监督，应根据其功能与性质予以不同层面的强调，检察监督应重点放在个案的监督之上；而权力机关监督应重点放在对司法工作的整体监督之上，并坚决排除权力机关对具体案件进行监督的做法；就社会监督来讲，基于法律本身的专业性与严肃性，对其价值存在理应首先符合法律价值的取向，不可被随意指点，而对于媒体之滥于炒作行为更应严格禁止。

    总之，法官职业监督保障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必须从不同视角进行全方位的论证并采取相应措施，唯如此，法官职业才会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基础，司法公正才会有根本保证。